一个人一生中 等电梯共要等掉多少时间？

看一个机构或公司有没有效率，看看它能忍受的电梯是什么样就知道了。

香奈儿的传记，我还是在10年前（大学。。真的有10年了）读的，书还是姐姐的。书的照片中，coco薄而轮廓清晰的嘴唇、不屑于争论的细长眉眼，手中优雅夹着香烟，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而coco在别人问她多大时回答：“我每天的年龄都不一样”，我还专门摘抄到日记上，想：实在太酷了~，以后别人问我我也这么说。 不过好像后来一次也没用上。

所以这片子开场没多久，我忽然听到这句话时，竟然激动了半天。

其他的，就失望了。。。，使用Audrey Tautou啊，形与神实在距离有点跑偏，不能光看她的小男生模样啊，coco那种特有的中性、简约的职业气质，出身低下、童年悲惨、爱情波澜的经历，引领时尚先锋革命的气魄，那些个优雅、犀利、独立、扑朔迷离，被爱美丽一演，多了奇怪的可爱、精灵古怪、甚至受惊的感觉，唉！好减分！ 

最近好像尽看女性题材的电影了，女人吗，说起来也挺无聊的，通常就好这么几个主题：爱情（包括自我意识）、美食、服装。明天还有一部香奈儿~ 

这一部，算是励志片，女人在外面混不出名堂，或不想混出名堂，身后总有一个厨房作为退路（没有房子的除外），作出赏心悦目的菜式又不难（特别笨的除外），悦夫悦已，写博出书。。。反正网络时代，门槛不要太低，爱生活爱老公，家庭好和谐，社会真美好。

这话写出来，怕是更要嫁不出去。其实我也很喜欢烹饪，唯独受不了充斥周遭的这种导向，它们无所不在，并且面貌相同，让人有种被价值观教唆的本能厌恶。

这片子里，两个女人跟上一部不要回头里的两个女人一样，没有对手戏，各演各的一半。

将近结尾，老Julia对于小Julie的满腔崇拜与模仿，表示出不喜欢不认同，倒是全片最有意思的地方。

朱儿童，我也是看了这部片子才知道这么一个人，没了解，没评价，其本人这里有网页可以兴趣多看：http://www.pbs.org/juliachild/

进入一个精神分裂大脑的世界，还挺有意思的。先是想到两生花，后来想穆赫兰道，再往后就瞎猜了，因为后半截没字幕，法语听不懂就完全歇菜了，但后来去看影评居然发现自己还看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恶呵呵。导演下次还可以再更错乱一点，玄虚一点，惊悚一点，只管放马过来。

（岁月不饶人啊，哭~~曾经的多少男人以及女人心目中两位女神。。。）

光看海报，你第一感觉主角pippa lee是谁，我保证你不会讲对。

谁能告诉我，这片子好在哪里，居然动用了这么大的阵容，不就是内疚压抑梦游解放之类的吗，装深沉，讲了这么单薄的一个破故事。太忽悠人了！

并：发现自己真的很讨厌GOSSIP GIRL里面演S的那个女人或者讨厌S反正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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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如果我现在也梦游，会去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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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近来中午的小憩，经常比晚上的长觉邪恶，梦到许多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反倒是晚上，累了一天，睡起来干干净净的

附送：Lindt Gold Bunny Smart Car ，可爱得翻倒！~~~

http://www.cbs.com/specials/victorias_secret/

又来了，大家赶紧的，嘿嘿

下午张庭伟到局里作讲座“经济危机中的城市发展问题：当前美国城市政策的讨论”。

其间，问到JFriedman，大家木有反应，再问道PHall，大家木有反应，讲到田纳西，大家还是木有反应，张显然急了，“你们还是有几个博士的吧，是不是有一个叫姜涛的，今天来了没有?? ” 没有午休的我正在大暖气下小脸红扑扑地昏昏欲睡，猛然听到有人点名，惊醒，从后排欢快的举起手大力挥动。张说，“哦，来了，你写的文章不错，我看过的”。哈哈好意外&好有面子哦~

张今天内容跟他发表在城市规划(09/5)上那篇文章“全球转型时期的城市对策”，大致相同的，虽然忙的很久没看专业杂志，但恰好那篇我看过，有些观点因为和我论文一致，所以张这样评价吧。那篇文章出发于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标示历史上又一次社会转型的发生而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的理论范式在这时也往往将发生重大转变，所谓“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即公权力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对于资源分配的影响更大。城市规划作为公权力的一部分，也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出现了对规划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文章提到一些观点如：规划工作的基本价值，应该为增长(效率)和就业(公平)的平衡而努力，即同时考虑“调配资源、促进生产”和“分享成果、分担成本”两方面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实现经济增长；而规划产业结构时，也不能盲目以现代产业驱逐传统产业，前者创造GDP以满足经济增长，后者则为了创造就业岗位以减少社会问题，并行不悖；再就是应承认地区不平衡是客观规律是必然，规划应追求的不同地区“人”的平等发展机会，而不是不同地区“地”的均衡建设面貌，等等。我很赞同的，这就是目前西方的一些实际发展和理论反思趋向，而且这些观点，在我前面博客里贴的陈志武等人长文中，体现出的是经济增长不是政府扩张、不是GDP而是充分就业等观点，也都是一致的。

但是张的讲座，因为从美国经济危机、奥巴马社会主义一直讲到中美关系，非常广泛的讲（聊？）到了能源、环境、老龄化、移民好多话题，可能并不太适合规划院人员的胃口，比如Y处就不太喜欢。并且Y处因为这个，忽然想起来之前布置给我写的一篇文章，又催我要了，唉我真想对他说：“我看起来就那么像三头六臂？”

另外张这次，主要是作为武汉市政府国际咨询顾问团会议的专家来武汉的，每年都有一次，今年跟城市规划相关的是“城市功能提升与规划引领专题组”，想着重讨论交通、历史和生态三个问题，我拿到交流材料看了一下，组里只有三个专家：张庭伟、罗康瑞、大野信行，前两个都讲了很多CBD问题，罗略微涉及到历史（好像罗是倾向沿江CBD的哦，王家墩千夫所指啊。。），日本人则谈的是节能环保，居然木有人谈交通~？？？

终于，吼吼~   用LJ的话形容：“下得很东北”。

作者：郭宇宽
　　
　　我前些日子在南京江宁看一个农村的朋友。他曾是个小康之家，在镇上开一个网吧，日子过得惬意，最近几年城市开发倒处都在搞拆迁，他开始坐不住了，惶惶不可终日，再听到了很多关于拆迁的故事之后，他下决心要把老宅一小块宅基地拆了翻建，现在要盖房子，可不容易，从村里到大队的干部，上上下下都得打点，为此他送了不少礼。为了扩建房子，他甚至卖掉了网吧。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家的房子终于让我震撼了，在一块约200平米的宅基地上，拔地而起一座四方形，四层楼的水泥建筑。推门进去，一楼空空如也，用来停摩托车，连墙面都没有粉刷，地面水泥似乎没有抹平，还有积水；二楼是他们全家生活的地方，也没有任何装修过的痕迹，除了墙上的日光灯，地上的电饭煲，大概是唯一的家用电器，在这个像是仓库一样的巨大房间的角落，放着两张挂蚊帐的床；三层以上的窗户玻璃都没有装，他说钱不够了。。。。。。。但是谈到他的丑陋无比的房子，他的脸上流露出自豪的表情“八百多平米哪！”那个村上其他但凡新修的建筑也多是这样的格局，以至于一个村庄几乎所有可盖房子的地面都被建筑占据，巷道里连两辆摩托车并行都觉得困难。
　　
　　你会觉得这样的人脑子是不是都进水了？他们的审美情趣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对生活的品位到哪里去了？那个简约的黑瓦白墙，屋前有水塘，院子里有带着鸡雏散步的老母鸡，有种着菊花脑的小块儿地，窗下种着腊梅和美人蕉的，水墨画一样的江南水乡到哪里去了？
　　
　　这并是少数的个别案例，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你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疯狂扩建”的传染速度比猪流感更可怕。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在盖宽大而并不适用的丑陋房子，这些房子除了增加水泥钢筋消费量，对于居住者的舒适程度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但更残酷的答案是，其实这些人都不傻，而正因为他们不傻，为了适应残酷的生活，而把他们自己的习性扭曲成了这样。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不承认私人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最自然的产权安排。固然对政府来说有其好处，政府成为了垄断性的一级土地开发商，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无论是城市和乡村，他们可以强制征收居民的哪怕世代居住的土地，只按照地上建筑面积给与补偿，或者以青苗费的名义象征性补偿，而不承认在居民手中土地的价值，国家所有，其实就是官府所有，集体所有，其实就是书记所有，这些土地到了政府手里，转手卖掉，就可以获取暴利。
　　
　　为了和这种荒唐的体制博弈，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养成了疯狂盖房的习惯，他们忘记了泥土的气息，忘记了什么叫“留白”，只有他们的所占据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建筑面积”，他才会产生产权意义上的相对的安全感，不会在拆迁征地时吃亏。为了这种安全感，他们愿意牺牲生活质量和幸福，因为在拆迁和征地的不安全之下，幸福是一种奢侈品。
　　
　　渐渐这个习惯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传染到了坐奔驰住别墅的大款，追求建筑面积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心理强迫症，中国的商品房都以建筑面积为单位来销售。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讲哈尔滨的一个别墅“碧水庄园”，业主“疯狂扩建”，“有一家，自己家买的房子才300多平方米，可是竟然又在绿地上私建个40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报道显然属于舆论监督性质的，但我却读出了黑色幽默的味道。这些衣冠楚楚的人都疯了！
　　
　　如果没有在中国生活经历的人，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近乎歇斯底里地追求房屋建筑面积。而这些和住宅的幸福，舒适程度并没有直接关系，那些通常主人一年都住不了几天的别墅，也抢着要再扩建，似乎眼前有一块花园绿地，就让他们感到不踏实，非得全盖满房子才能谁得着觉。
　　
　　让这种私人不能拥有土地产权的体制继续下去吧，渐渐我们中华民族会成为一个和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不一样的特殊物种。
　　
　　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我们住的不是房子，我们住的是建筑面积。

酷酷的nokia 6790，侧滑全键盘

你可能跟我一样，看到过这样一些有趣的图片。

我一直以为是有一种专门的软件来的，一张图片进去，马克笔效果出来。

昨天我才无意间了解到这个叫 panography，是通过最普通的photoshop，把你拍摄的10-20张左右的图片慢慢处理叠加后得到的（力气活）！教程在这里：http://photojojo.com/content/tutorials/panographies/

然后我试着给自己的破窝儿拍了一些，拼了个东西出来，大家表觉得乍一看很难看，其实仔细看看还是元素蛮丰富的。。。嘿嘿。主要是我的屋里光线不好，张数少，而且有些手臂转动幅度太大透视对不上了，还忘了添加调整层，最后还给我裁切残了。这么多问题我都敢放上来，大家也来大胆试一下吧~

另外我觉得panography的乐趣在于能跟着视线走，拍出很诡异的全景来，比如第二张图，反而第三幅那样子，还不如只拍一张然后PS不同区域深浅加工算了。你们说呢？

冻死了~

这是为什么不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第二大原因，催泪弹级别（先前那部UP飞屋环游记也是，那片子前二十分钟是精华后面是垃圾，我又没付钱就不批了），公共场合哭起来哪有家里方便。（嗯，第一大原因，是好片子一般电影院也看不到只有碟看，那个，第三大原因，就是。。。不说了，说了又眼泪哗哗地）

说回来，My Sister's Keeper 这片子除了赚眼泪，其他一般得很。本来作为姐姐kate绝症身体零部件供给的动机而由试管出生的anna，把父母告上法庭，是让我眼前一亮的，搬好小板凳准备看伦理一席谈。谁知非要来一个什么anna的做法背后其实隐藏着惊人的秘密，捡了条谁也不得罪的轻快小道儿，温馨的结束了电影，真没劲。要我说，让kate就是想活下去，让anna就是想不再身体被伤害，让kate和anna就死相亲相爱的姐妹，看你导演敢不敢往下拍/

记得江滩刚建好不久一次老吴由周老师陪同参观，完了眯起小眼，问我：“你觉得怎样？” 这是老吴一贯作风，喜欢提问并获得观点但自己总是狡猾不表态。记得那次我回答：“收拾出这么一个巨大的滨水公共空间出来，方向是没说的，但设计上不能让人满意。”而往后这些年来，每次走在江滩我都会幻想政府什么时候会忽然拨出一笔款，再设计一次江滩。一次到不了位，就慢慢地到位好了。我多么希望这独一无二的江滩能成为武汉城市空间的精气神，硬件上更适于人的活动并更联接自然更精致并更具开放创造力，软件上则引入发生更多不止晨练和市俗表演的高雅文化/商业活动。

10月底的德中同行，则是一个惊喜，规划布局的德中大道创意、展棚的构造和表皮科技、室内空间家具的设计和参与，以及晚上的不同主题演出活动，都迅速激活了江滩的公共空间使用，并带起了沿江大道的商业经营（有人说太商业化，我不同意），应是我见到的江滩找得最正确合适让人满意的一次选择。

前几天评优忙完后的饭局上，HS模仿领导腆着肚子边剔牙边说了一句：“这样的活动要多搞。”大家笑倒一片并被奉为经典。现在我特别想说的也是这句——这样的活动要多搞！嘿嘿 

http://www.deutschland-und-china.com/subsite_sub_35.shtml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FlashForward106开篇就来了一大段薛定谔的猫。

原来我也看到了未来。

我好强大。

 这一集，不但出现了理论中心思想，还出现了情感中心思想：

“我们一直如此纠缠痴迷于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未来，它让我们分心，把我们从今天里生生拉出来。。而今天，现在，此刻，才是我们所唯一拥有的。我不想失去它。”

Narciso Rodriguez for her 纳茜素 她

抄资料：前味：橙花、桂花 
       中味：龙延香、香草 
       后味：香根草、欢愉木、麝香

不知道是期望太高还是什么，初试竟有些失望，有点辛，虽然藏着。有点神秘，因为不是常见的街香，很复杂的样子，比较东方，不是我们东边，是中东那一片，因为我好像闻到了檀香，并产生宗教联想。。。

Lanvin Jeanne 浪凡 珍妮

抄资料：前味：佛手柑、黑莓、西洋蜜梨
       中味：白苍兰、覆盆子、牡丹
       后味：龙涎香、檀香木、麝香  

一种粉粉的甜，时光停滞的浪漫，成熟的芭蕾少女，但还不似少妇那般心机，有点个性，又有些懵懂。呵呵

Gucci by Gucci 古琦同名

抄资料：前味：梨子、番石榴、覆盆莓
       中味：蜘蛛百合、六瓣白花、香橙花
       后味：麝香调、蜂蜜树脂、广霍香

画面应该是夜色中登着高跟鞋浓密卷发的女郎，香是那种浓得颇妖娆、妩媚而且具有攻击性，恰如其粉金色的包装。不知道我为什么第一天会喜欢她，真是应该检讨下。。裙子下面的狼尾巴。闻多几次，有点排斥。

Versene by Versace  范思哲 地中海女人

抄资料： 前味：佛手柑，柑橘，无花果
　　     中味：百合，茉莉，小豆蔻
　　     后味：檀木，弗吉尼亚雪松，橄榄树，麝香

确实，是那种柑橘柠檬而且是很青的那种香，同瓶子的浅绿色极符合，中间的茉莉似乎隐约可以闻到，或者是心理暗示？但是作为基底的木质香是很厚实明显的。不知道为什么叫地中海？我觉得像走进森林的气息。

Issey Miyake L'eau D'issey 三宅一生 一生之水

抄资料：前味：睡莲、鸢尾、玫瑰
       中味：芍药、康乃馨、百合、牡丹
       后味：水果花、木犀兰、月下香

初试的结果，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不会喜欢上它，确实很特别。前味都是我喜欢的要死的植物，怎么会调出这种的香来，日本民族有时是不太好用词汇来描述。

marc jacobs daisy  马克雅各布 小雏菊 

抄资料：前味：野生草莓、紫罗兰叶、粉红葡萄柚
       中味：栀子花、紫罗兰、茉莉花
       后味：麝香、香草、珍木

第一感觉：水果硬糖。清、甜、脆。或者，想让人咬一大口的青苹果。20岁以下特征。30岁以上装嫩必备。嗯对了，33岁生日这一天，我选的它，让我感到往后还有希望。 

Moschino I Love Love 梦仙奴 爱上爱 

抄资料：前味：柑橘、柠檬、葡萄柚、红醋栗   
       中味：橙心草、铃兰百合、茶玫瑰、肉桂叶   
       后味：橘木、麝香、西洋杉

甜橙、阳光、至少年轻5岁的感觉，嘻嘻~ 这个包装实在是。。。这么说吧，一看到小雏菊憨憨楞楞、天真无牙的瓶子，我第一浮现的就是ice age3 里面的Sid，而这个，也大不到哪里去，更调皮、更精灵古怪一些，所以，。。我想到了Buck。

Hermes Terre D Hermes 爱马仕 大地(男香)

抄资料： 前味： 葡萄柚、橙
        中味： 玫瑰、广藿香、天竺葵
        后味： 香根、甜椒、安息香、西洋杉

如果说一生之水的香是很湿的感觉，那么， 大地是一种挺特别的干燥温暖的香，但是它毕竟还是一种香，我觉得这是如果是在一个男人身上闻到，很难说会有好感。不过经过一天，下班后无意再闻那么一丝丝余味，发现感觉变了，居然有很man的感觉，。。所以，也有可能大地会与男性体味体温结合，效果比在我身上更好吧，谁知道呢？

今明两天院庆。

院庆第一天到会场，就看到大家（女的）把小兰方巾统一系成牛仔围兜式，就被雷到，幸好我信息不灵通，系成别的样式。后面的会议进程基本上按照三分钟一小雷十分钟一大雷，雷得我是外焦里嫩，新书赠予仪式一完毕就踉跄逃出会场再也不想回去了。第二天，我也没去参加了。

我的书出版了，嗯。翻了下，蛮有成就感。

就冲这本书的出版，我还是真心感谢院领导，感谢院编辑部帮忙的同事，感谢建工，感谢CCTV。。。真的，真心感谢！！！

 图书详细信息：http://www.cabp.com.cn/cgi-bin/cws_show.exe?X18565

拔牙第5天。

我现在好想冲出去吃一大碗滚烫火辣的牛肉面啊！！！

拔牙第二天，遵医嘱继续回来吊针吃药，但疼痛反而较昨天扩散，连同吞咽和半边脑袋都痛成一片，牙床根深处一种描述不出来的闷痛胀痒，让我恨不得把左脸狠狠拧两下砸两拳，烦躁、抓狂，看着镜子里一边脸大一边脸小的样子越来越狰狞，我仿佛听到盘子里那颗智齿的诅咒：我没招你没惹你这么多年几乎没让你发过炎不就是长歪了么让你拔我让你不得好死！

在家胡吃海喝养精蓄锐了四天，眼看假期混了一半，口腔医院也开门了，今天去拔智齿。

一大早去挂了专家号，医生利索问：常发炎? /结婚?/月经? 我利索回答：没./没./没.

先拍片，我这算第一次清楚看到那可怜智齿的长相。见过新移植的树么，一根立着，旁边斜一根拦腰支着，免得倒。我的智齿就是那根斜木头，紧紧抵住倒数第二颗大后槽牙。学名：阻生。

打完麻药躺在那里，继续酝酿我的紧张情绪。看到旁边一个mm拔完掏出手机对着盘子里的血淋淋智齿咔擦咔擦一通儿拍，觉得很变态。几十分钟后，医生坐下我身边，传说中的木工活开始了。

我一直眼睛闭得死死不敢看，感觉到有上起子撬、有钻子声并闻到焦糊味、然后还上了榔头当当砸了几下砸得我差点跳起来。。。最后是缝线。整个过程倒是快，10分钟不到。咬住棉纱团，我起身看到我的智齿，居然这么硕大一颗啊，碎成一大块和一小块，委屈的躺在盘子里哭泣。

家里的HP机运行三年来，在老爸和老姐的交替蹂躏下，不明问题已越来越多，速度慢得想让人自杀。机器不附恢复光盘，代之以硬盘上一个不到6G的RECOVERY分区（F:）。其间老爸壮起胆子按过一次F11，他没敢碰“破坏性系统复原”，选的“系统复原”，结果恢复完一看，一个数据没删，C盘空间急剧下降好几个G，我估计HP在C盘又挤装了个新系统，FT。

利用长假，打算尝试用“破坏性系统复原”，帮老爸彻底解决一下。

先两个人奔电脑城买了个移动硬盘回来，倒出工作盘数据包括应用软件。然后通过官网帮助、论坛经验贴及HP工程师邮件等，了解到会恢复成一个大C区和一个备份D区的出厂设置。于是面临自己分区的问题。官网称如使用第三方软件分区操作，将造成以后系统复原的失败，其提供的方案是 先通过HP PC复原工具CD 从大C里分出一个主要或逻辑分区，只留15-20G给系统C，因为这样只能做一次且只能分一个区，那如果想继续把那个区再分，就得用WINXP的磁盘管理，包括：删除成为未指派，然后扩展，然后逻辑，然后重复操作剩下的。。。因为没刻录机，这个复原工具CD 做不了，那么我们还真不能确定直接用磁盘管理能不能实现从大C里面挖出一部分来。网上有热心人说能用PM代替复原工具CD这步，但要注意版本，注意选“调整/移动分区”而不是“调整一个分区容量”，注意。。。等等。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下载了三个PM8.05版本，在自己笔记本上试验没问题，选一个考入移动硬盘。最后，又下载了个MAXDOS，复习了下GHOST过程（总是用完就忘）。

就这样带领老爸折腾了昨天一天，想象出各种可能的不测及应对，时不时争论得面红耳赤。睡精神抖擞后，今早俩人捋起袖子，憋足劲，表情凝重滴来到电脑前坐下。

开机达达达。。欢迎画面。。F11。。。选破坏性恢复。。。达达达20分钟左右系统复原完毕。。。重启达达达。。。一些设置达达达。。。再重启达达达。我深吸一口气，说：“好了，该我上场了！”点开我的电脑，准备考PM。。。 ~！@##￥%……& *（——忽然、赫然、悍然、骇然、凄然发现，俩原工作盘D和E都乖乖躺在那里，打开一瞧，里面数据纹丝没动，大小毫发未损。原来人家HP就只格了原C盘，在里面装上了干净系统，根本没把CDE格成一个大C盘。

我跟老爸两人，还真就像那阵地上冲锋冲过了头的士兵，面对空无一人的后方立定发呆。。。

原来这么简单？简单得以至于以后直接破复就行了连GHOST都不用了。

 做了一个梦。梦到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体检，结果上写：面部结构性坍塌。“早期症状表现为话少、面部表情冷淡单调，以及说出的话会很冲等等，”一旁医生如是解释，并安慰我，“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病，不少人都有，不用惊慌。控制得好话，还有很长时间。。。虽然最后——”“。。。还是会坍塌？！！”，我嚷嚷，“这TM算什么安慰？”我一边抬头看医生脸庞，咦！我很惊讶：“对不起，你长得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医生很关心我，隔三差五会带上好吃的来我宿舍看我。我们便开始谈恋爱。直到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与我现在生活平行的宇宙时空。再然后，我就醒了。

 关于“薛定谔的猫”，讲的是这样一件事：一个黑箱，里面放一个放射性原子核、一套毒气装置、还有一只小猫。原子核衰变会释放出粒子触动毒气装置，小猫over。我们知道这个原子核一定会衰变，但具体何时衰变，不知道。所以在没打开黑箱时，小猫处于一种又死又活的不确定或叠加状态，一旦我们打开黑箱看，那么结果就变成确定的了：要么是已衰变的原子核跟一只死猫，要么是没衰变的原子核跟一只活猫。换句话说，当我们不干扰（参与、观测），系统按方程严格发展，当我们一观测，系统的波函数就坍塌（Collapse）了，按概率跳出来一个实际的结果。再换句话说，你可以当作世界的进程变化存在多个，它们各玩个的相互并无交点，我们打开黑箱，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个。

 睡觉前，我复习完第一季TBBT并随手GOOGLE了下“薛定谔的猫”。大抵如此~  嗯。

得了长假喘息，把年会中听到的09世界发展报告在网上搜出来看，结构、观点和行文都觉得很有意思。推荐大家去看：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中文摘要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全译本卓越上有卖。

转篇文章，韩寒的，甭管这个人其他怎样，写的博客我爱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erbx.html

赴澳大利亚监督指导世界拉力锦标赛的工作报告

前几天从天朝飞往岛国澳大利亚，指导WRC工作的开展。刚下飞机，第一印象就很差，居然没有当地小学生组成的腰鼓队对我们进行迎接。走了几步，觉得澳大利亚不光是一介岛国，还是一个鸟国，很多的鸟类在地上乱走，极不雅观。

世界拉力锦标赛是最高级别的拉力赛事，但是这两年，中国拉力锦标赛已经飞速发展，有了赶超之势。到了参赛地黄金海岸后，发现当地的经济非常落后，一套带游泳池的大别墅的价格只相当于上海一套一百平方米的公寓的价格。当地人的生活非常艰苦，从机场到酒店，没有看见一台奔驰宝马或者奥迪，当地政府甚至穷的修建不起任何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

进入到了堪路以后，更加觉得还是祖国好。在第一赛段的堪路中，我惊奇的发现，在赛道里居然有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在赛道两边竖起了“WRC GO AWAY”的大标语，承办这样的世界最高级别体育比赛，当地居然有居民表示反对，这是非常不能理解的。更加不能理解的是，当地的政府软弱无能，居然纵容这样的标语突兀的展示在赛道两边的房子上，使得我们这些国外友人大为诧异。回想我国的汽车拉力锦标赛，如果出现这样的不和谐标语，下到村长上到县长都会被撤职，而始作俑者的每月三元钱养老金也将被政府罚没。

据了解，这一小撮好事之徒，居然以我们的赛车会撞死袋鼠为理由，对这场比赛进行反对。殊不知在我们国家，撞死人都没有关系。当然，在堪路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可能撞到人的，各级党政机关相当的重视，提前对赛段进行了封闭，我们国家的口号是，狗和小孩都要栓好，鸡和女人都要圈好。这类的大型赛事，在我们国家的人民支持率为百分之一百，因为不支持的都被剥夺你当人民的权利，都是反动派。

见识了当地群众的思想觉悟几多低以后，我又对其余赛道进行了堪路，发现当地的经济真的已经崩溃，大批的地皮和农场都在“FOR SALE”，可见人们都没钱了，给我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我甚至很担心，像我这样来自中国的车手，会不会被当地人当做来扫货团的而被绑架。因为我在当地这么多天没有看见一个警察，可见当地的警力有多么薄弱。所以，我只有反复重申，在中国，我并不是一个党员，也不是房地产商，以求自保。

说到警方，中国拉力锦标赛举行的时候，政府极度重视，甚至出动上千警力来维持赛道内的交通状况，有时候甚至出动武警和军方，在赛道内出现一只鸡都要当场击毙，而澳大利亚政府的协调能力和指挥能力明显不够，300多公里的赛段里，我一个警察都没有看到，甚至有大腿粗的蛇在路上游动，惊吓到了赛员，非常不利于害怕蠕动类动物的赛员比出水平，比出风格。

世界拉力锦标赛的裁判也是非常的寒酸，在我们中国堪路，不用看路书，一路看着警察的站位就到了赛段，赛段里人头攒动的地方就是裁判点。相当的气派。但是在WRC里，我在路书标记的地方一直没有看见裁判，我不得不下车问在当地野餐的一对老年夫妇，裁判点在哪里？结果他们就是裁判。他们对比赛太不重视了。

到了第二赛段，发现也是这样的情况，一对情侣在路边打着伞，我一度以为是来钓鱼的。他们甚至还掏出了糖果给我吃，我马上想到到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那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我立即拒绝了他们。

到了超级短道的堪路，我彻底失望了。这个超级赛段由当地一个镇子上的街道组成，堪路的时间是六点半，但是我一直等到了七点半，街道还是不能封闭，当地的城管工作非常的不利，我们知道，不对那些要擅自闯入属于国家财产的街道的车主进行不见伤的殴打，怎么能快速的封路呢？如果这样的比赛在我国举行，提前三天就给你把街道封了，给两边刷上新油漆，给小草也刷上新油漆，绝对会给赛员们一个良好的印象。也展现出我们政府一向的强势，当然是对内的。

虽然还没有开始比赛，但我已经可以说，国际汽联和中汽联的能力不在一个档次上，国际汽联的赛事，只会在车检上做文章，我的赛鞋的鞋底有一个洞都差点没有通过车检，在我们国家，拿皮鞋去车检都没有问题。我们国家对赛车的检查只认牌子，就是说，你报名用三菱参加比赛，只要你开过去的是一台三菱，而不是一台五菱之星，你就车检合格了，什么排量啊改装啊甚至型号啊都好商量，而国际汽联的检查太过严格，不够人性，不够灵活，自断财路。另外，我每到一地，当地的领导都会亲切的与我会见，希望我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宣传，我说，好的，我一定会把当地的县政府大楼拍成照片贴出来的，以证明当地的富强，但不知道为何，他们都谦虚的拒绝了我这一个要求。而我在澳大利亚三天，居然没有能接见他们的领导，我觉得他们非常失礼，最失礼的是，我居然没找到他们的政府大楼，当地的政府机构也经常被我误认为是移动厕所。对于这样一个不注重政府形象的国家，怎么可能办好比赛呢？

澳大利亚的世界拉力锦标赛已经走上了末路，我代表中国，邀请世界拉力锦标赛的澳大利亚分站赛改由我国举办，我保证，绝对不会产生任何不和谐的现象，有车开，有肉吃，有钱拿，有幼女嫖。当然，如果你看中了我们国家，想定居我们国家，我觉得还是算了，我们国家的房子你们是买不起的。

六合路、五福路、四唯路、三阳路、二曜路，一元路，这是曾经生在武昌长在武昌的我没事铺开市区地图瞎琢磨时觉得最独特最着迷的汉口街道名字。一方面，它透着传统、喜庆又含蓄，另一方面，它还承载一段德日租界的历史。

现在我工作在这里，住在这里。

但是除了上班 下班，我一点也不愿意出门再多走半步路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一个考虑人行走和停留的街道空间，我几乎没有机会走上那些本该属于我们行人的人行道。

我们为什么不走人行道？——
1 被洗车店借作冲洗喷刷台；

2 被摩托修配店借作修理试驾场

3 被大餐馆借作停车坪；

4 被小餐馆借作净菜处理区；

5 被小小餐馆借作户外就餐处；

6 被废品站借作收购延伸区和拆卸车间；

7 被婚庆公司借作扎花结纱作坊；

8 被城管局的私人小轿车驶上来停靠；（话说城管局也在这里。。汗）

9 被脚下松翘的铺地砖暗算，溅一腿莫名其妙的泥；

10 被楼上的空调滴水暗算，淋一头莫名其妙的雨；

11 。。。 。。。 

   （本来有图有真相，还省事。但，唉。谁叫我是武汉人，还是算了。。）

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实际上跟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时，你对此的第一个反应、理解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厂，要建很多产能和楼房，要做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还有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做这些大项目，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扩张，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这个目标，仔细去想一想，在温饱解决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跟产能、跟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这些基础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增长越慢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说美国人太喜欢花钱了，但是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是相当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住穿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是相当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几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过去六十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而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五十几年总体上在上升，当然这个速度很慢。因为到最后，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衡量任何东西的话，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终不应该超过GDP的100%的水平。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跟中国那个时候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消费慢慢在下降，从原来的16%，下降到现在差不多10%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情况。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因为巴西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在过去五十几年也是逐渐上升，当然中间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冲击所致，但总趋势是民间消费越来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这是巴西的情况。

　　俄罗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费当初是占25%，现在占GDP的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跟巴西、跟美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消费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看很多国家的数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谈更多国家的数据了。但是，如果你对每个国家做分析，你会发现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在民主宪政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难以膨胀，难以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都表现出这一共同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变，要么就是往下走，这跟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关系很大。

　　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民间消费相对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几年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俄罗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当然，你可能觉得也许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是经过我挑选的特例，是一些例外。为了说明并不是这样，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除个案以外，我们更应该去搜集一些尽可能大的样本，做系统的分析。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跟何乐水同学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看从1980到2003年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谁高谁低？换句话说，一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百分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国家，在这14个国家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对这些私有经济国家来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那么，这五组国家基本上是这样：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根据GDP的增长而增长的这个系数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老百姓消费只增加0.82%。当然，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

　　所以，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高，就越会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间消费。

　　为什么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为什么是这样？如果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你会有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跟劳动有关的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这时我们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大家知道，他会说“你疯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间有3千美元财富。所以，任何时候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话，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换句话说，如果是私有制，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等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的收入、民间的消费。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计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银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马上带来新的收入感、带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下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但是，在私有制国家里不会有这个问题。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大家猜一猜美国当时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时候只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长，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亦即私有财产这一块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的渠道，一个是资产财富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把GDP增长，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对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推动力，所以，在私有制国家里，不需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照样能够欣欣向荣！

　　也正是由于国有制堵塞了上面讲到的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渠道，在我们把中国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国家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较，否则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只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了，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当然，许多朋友会说，如果像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因为这些缩水是由国家承担了，这些损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担。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还是值几万亿元，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也不拥有这些价值。更何况，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资产是升值的。

　　在中国，民间消费为何难以增长？

　　刚才讲到的可能相对比较抽象，基于70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会有一个缺陷，就是总感觉不太具体。在一个国家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还有民主宪政或非民主宪政，到底是如何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为了说得更清楚，下面我们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看看民主宪政特别是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的有制约还是没有制约，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再一个是国有制的安排，为什么它会进一步妨碍民间消费增长？

　　先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部门就有权去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去调高税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

　　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这一块，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是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像我们做研究，特别是碰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说GDP或者政府税收增加多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这些数字对个人来说太抽象。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万个北京工匠就可供养整个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开支。

　　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老百姓当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确实实也是很大、很大，因为乾隆朝廷由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了！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时期，尽管我们说清朝以及中国的其他朝廷是那么专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说，怎么骂都行，但是拿这些数字一看，原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要更多钱，而是那个时候收税实在太难了。大家都知道，通过运河运粮食都那么艰难，你要收更多的钱，谈何容易呀！不过现在征税、收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你逃也逃不掉，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民主宪政制约征税权是多么重要呀！

　　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国家是英国，那也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历史进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人类现象，跟人类技术革命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比如，我刚才讲到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个地理距离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对老百姓的变相保护，还有一个是通信手段的缺失，这也变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财产和民间少女更好地保护起来。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万吨巨轮，还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征税能力、搬动运输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这个时候，由民主宪政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是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能够构成的冲击和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不只是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民主宪政都是在最近两百年、甚至几十年才变成各社会共同的诉求。

　　我们很多人说民主自由、民主宪政，历来就不是中国的传统，跟中国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说，民主宪政不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往的传统。没有哪个国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运作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的话蒙住了，他们说，中国历来就没有民主宪政，所以未来也没必要有。想想也对，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都没有民主宪政，但是这些人就不会跟你讲，不仅中国是这样，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宪政。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须相对于这些东西来看民主和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亿3千万个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小孩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等，这些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亿5千万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是减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过那还是远远大于只需要205万人的收入即可供养的乾隆朝廷规模，比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亿7千万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亿5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亿8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征税权不是控制在民选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要加强税收，要让中国税收不断增长，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特别是很多学者最近十几、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国家跑，去找哪个国家的哪些税种是中国还没有的。回国以后再介绍给中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赋不高、还要到处引进各类名目税种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也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书，就会知道我们建立公有制、建立国有制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至少，老百姓的税赋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不能够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就是误导人。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做一个粗算，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印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是50万亿人民币。按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实》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6、7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人民币。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我们上面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人民币，这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人民币，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万6千亿人民币。8万亿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财产性收入呀。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预算内的5万4千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因为在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安排下，当财政预算是黑箱操作时，你靠什么制度机制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所以，我就说，你不能装作没看到，不要装着说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实际的财政预算是不是真的在进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谢部长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5万4千亿，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千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那一年有点财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说政府总开支的15%用在这三个民生项目上。这6千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政府为人均开支461块钱，这461块钱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你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是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这个61%跟中国政府在这三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15%可以做比较。1万5千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这跟中国政府这三项开支相当于GDP的2.4%也可做比较，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关键在于民主宪政制度安排。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

　　国有制和私有制带来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还是更低上，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对消费的依赖度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过头看，尽管70年代、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技术，特别是跟生产力、跟生活有关的技术，不管是家电、电脑也好，汽车也好，甚至是火车，等，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说明他们的发展离民生太远、距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这里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做投资决策、做开支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不负责任，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很好，但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也就是因为我要对上司负责，如果我的工作好坏由上司评定，他的业绩再由他的上司评定，而我们的前途又分别由各自的领导决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这几十亿、几千亿元，往哪里投资、往哪里花才更能让我的领导们看得见，怎样表现对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倾向于这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还有那些工业大项目。

　　这话怎么说呢？过去几年，我每年带着耶鲁大学的MBA学生到中国访问、参观企业，去年我们去宝钢给每个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宝钢炼钢车间这么宏伟，轧钢工序那么长，又长又壮观的钢条被那些机器送来送去，又是加热又是冷处理，让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国的我的学生们觉得：哇！中国制造业这么宏伟、这么厉害！客观想一想，几乎每个炼钢厂都会这么宏伟，因为它们必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宝钢给他们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响。过去七年，我每年带着不同的耶鲁MBA学生到中国来，这些学生每次都是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工厂和高楼大厦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为考虑到这点，同时考虑到制造业工厂最能代表中国的经济结构，所以，两种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会选一些制造业工厂去参观。既然我的学生有这种偏好、按照这种方式去审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所有领导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鼓励有形的大工程，喜欢那些形象工程，轻视那些对社会更重要但属于无形的项目。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里，每当领导人为了培养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而宣布加倍对北大、清华、人大等大学的投入时，我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大学的校园又要大兴土木、环境又要被糟蹋了，因为他们肯定又要多盖新楼，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长或者书记，如果我把10个亿的钱，真正用来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果我真的往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远都看不出成效，那样，我作为校长的功劳和业绩就永远无法表现出来，看不见。相反，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在新大楼上，我的校友、我的领导以及各种来访者很快都能看到，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会说：“哇！你这个校长做得真好！前两年还没有这些大楼，现在到处都是摩登大厦了！”

　　所以，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花钱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对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对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民间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特别是由女士们去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买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养老产品、多少医疗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饭等等，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来花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关的行业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消费品，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轻工业；第二种服务品，也就是说第三产业。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能带来对第三产业和对轻工业的发展，而现在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了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它的需求结构所致。需求结构是什么样，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否则，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

　　偏重国有经济的结果使就业难以增长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丢失就业机会。1998年，那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两千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那年创造了五百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百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那样做，或许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糟糕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之所以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显的例子是像奥运场馆，大概总投资是4千亿人民币，奥运会之后，这4千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两个亿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它的投资是多少？每开一个分店，大概花几百万，每两万块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这个服务业新就业机会跟投资比值是1：2万，而奥运场馆是1：2个亿的投资。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不一样。

　　为改变经济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综上所述，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改革。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虚的全民“所有者”给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这样一个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这样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关于这一方案已经说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本来就有1.5亿左右的基金帐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帐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帐户，在规模、难度上应该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像俄罗斯、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在私有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罗斯当初的私有化不一样，民有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说把国有企业都拆分了，国有企业继续可以运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给具体落实，这没有违背原来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帮助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问题，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东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今天再去东欧国家去看看，看今天的东欧跟90年代末期的东欧有什么差别。最近跟一位东欧学者谈到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的问题，他说，在东欧，这些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在那里改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离西欧国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来的这些国家，前苏联分出来的很多国家、波兰等等，这些国家的人，不管是决策层还是老百姓，都已经把改革画上了句号，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还是继续进行时。所以，说“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中国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这点，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收集数据做一些判断。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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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好争辩的中国人

　　49岁的黄亚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明星。他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关于“龙象之争”的争论——印度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可以算是由他发起；他的第一本书拥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出售中国》，讨论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真正含义；2008年出版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书中他重新讨论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经济发展道路。

他出生于一个红色世家。他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毛泽东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父亲黄钢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是红色报告文学作家和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但是家族的第三代却选择了用不同的方式爱中国，不再是为理想社会的牺牲和对意识形态的颂扬，而是通过商业与资本的手段，以及发自外部的独立之声。他的哥哥黄晶生从英语教师变成为投资银行家，现任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亚生则在1981年留学哈佛之后成为一名商学院教授，目前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的著作和文章几乎都由英文写就。他的第一本书《出售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时换上了一个中性的名称：《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书中他争辩说，中国大陆能够吸引来的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其实正说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国企业的全面无竞争力状态，主要是由无效率的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以及其实践和政策造成的，而不是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因素造成的……现在假定分配体系的运行如下：它系统性地将最精选的原料给了一个坏厨师，而最好的厨师得到的是劣质原料或根本就没有原料。在这种体系下，烹饪的质量就会始终如一的差……抑制国内企业家，导致了FDI的增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

通常，经济学家们将一个经济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作为衡量这个经济体是否有竞争力的标准；黄亚生则争辩说，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正在对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造成挤压效应。

黄亚生执着于探究他所认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1987年，邓小平在同来自南斯拉夫的政府访问代表团谈话时，对中国经济改革给出了如下的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黄亚生对此的评述是：“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地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机会，这样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去除无效的、无用的国有部门。”这种策略令人遗憾的一点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与改革策略的一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毫无关系。而理论上认为这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方面。”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由“草根资本主义”驱动，那个时代的英雄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这样的人物，大量的草根创业家崛起；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则转入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年代经济发展的典范是上海模式，推崇的是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而“城市男孩”们获胜之后，政府之手开始更为强势。

他的许多观点乍看之下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的两个书名都很吸引眼球，但其实在两本书中都充斥着大量的数字和图表，可以被视为严肃到枯燥的学术书籍；他掀起龙象之争讨论的文章发表在《外交政策》上，名称即是：“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开头，他争辩说将联想视为中国公司成功的标志并不妥当。他的理由是，联想的成功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性非常大，联想的几次融资都借助香港资本市场完成。也就是说，这家让中国骄傲的公司，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之外的资本制度。

在同《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交谈中，他声称自己“好争辩”，同时也鼓励更多人去争辩，因为不争辩的结果是，“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于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他争辩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是如何不妥，争辩了如何重新认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争辩了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政府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和扩大内需方法。

当然他也不仅仅是一位清谈者。他正在主持一个同时在中国和印度展开的项目，项目被分别命名为“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旨在将管理知识引入两国最底层也最基础的企业之中。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这项实践以及他研究问题时的方法论开始。

谁更了解中国

经济观察报：你的中国实验室项目进展的如何？

黄亚生：到今年为止，中国实验室做了三期，印度实验室做了两期，效果都还不错，企业家反应也挺好，所以我们肯定要接着做。

我们每年都是从秋天开始，从中国选参加的公司，在美国选参加的学生。我们的学生身份很特殊，比如我今年带的几个学生，毕业以后分别在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和高盛工作。如果他们做这些项目的话，一般收费在六十万美元。当时创办这个项目，我的想法就是我有两年的时间几乎是无偿的使用这些人。我希望利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和印度的中小企业能够接触一下管理知识。今年有些企业家对我们给他做的报告非常满意，自己买飞机票到MIT，听学生给他讲。

经济观察报：这个项目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混合体？

黄亚生：是，单纯从项目来讲，它就是一个咨询项目，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几乎不收钱。我们的主要费用由MIT校友捐赠。他们非常支持MIT在中国开展活动。

现在中国商学院很多必修课完全是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制定。但三年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总是去帮助中国的商学院培训教师，帮助它们提高教学，当然也很有意义，但是我想改变模式，去直接帮助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那更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帮助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我也希望利用这个项目来推动中国商学院教育更多面对社会，能够从第一天就接触企业，而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讨论案例。

经济观察报：你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我相信你也听过类似的评论，说黄亚生写的中国实际上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是这样吗？

黄亚生：我更多是用英文写作，从这一点上讲肯定是写给西方人看。对这种评论可以有两种解释。正面的话可以说我英文好，负面的话就是说不了解中国。我也可以接受这种批评，没关系。

十年以前，我记得当时我在一次会议上说——其实在写《SellingChi－na》之前，那时我已经开始思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问题——中国吸引这么多外资，当然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它也有不太好的一面。我在会上讲到负面的因素，一个中国官员就问我：小黄，你去美国多少年了——他管我叫小黄，那时根本就是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用这种语言表示他显然对我的观念非常不以为然。我回答说我在美国很多年了。他就说，你显然对我们中国情况不是很了解。

可能我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问题是，我的观点在后来却成为大家达成的共识，你说这是批评还是赞扬？我从1998年开始讲FDI存在负面因素的观点，那时这样的看法在国内认知度是很低的，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自己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讲没有本地创新、本地企业缺乏竞争力，对外资优惠过多对本土企业发展形成制约，这是我十年以前就讲的问题。

可能，比如说“老王”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知道的比我多，因为他天天在这里生活。但是我觉得，事实本身是不说话的，事实本身不是观点，你得把事实撮合起来，然后你得去分析才能得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要比事实本身更重要。显然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上，我对中国情况不了解。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是非得知道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是不是有些东西都要知道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这是第一点。

第二，不敢说吹牛，在国外做学问，我们做得很细。相比而言，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他们却可能会发表很惊人的理论，有一次开会碰到一个学者，我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正在重新修正凯恩斯主义。而我们的研究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要更加仔细。比如现在我跟两位MIT的同事在做一个研究，研究中国科技知识的生产，我花了一年时间，把中国科学家在海外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超过八十万份的文章收集起来，做了一个信息库。中国有人做这种事情吗？

也有人就说我是在宣扬普世价值，维护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适应中国。我觉得这都无所谓，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1949年以前，中国小脚女人也是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要选择去抛弃这种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中国本身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足以构成应该维持它们的理由，它们也许是不合理的。很多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的来讲，从体制方面我可能更接近西方的价值观。但是相比一些提倡西方价值观的人而言，我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我确实是从数据，而且是中国自己的案例来推理。比如温州的模式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但温州也是中国，它不是西方；我提倡市场经济，提倡“私有产权”，我并不是在讲英国，我是在讲温州。如果有人说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承认这一点，但如果有人说我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我是不承认的，至少主观上我在尽量从数据和事实上出发。

经济观察报：从早期做FDI的研究到现在，你的方法论是什么样的？

黄亚生：FDI研究其实就挺能说明问题。首先它跟我接受的训练有一点关系，当时我看到的宏观数据，像中国这种国家——当时的情况还不如现在这么严重，经常项目有盈余，资本项目也是盈余，这种情况有一年、两年没什么特别奇怪，但持续十几年是这种状况，本身也就是很奇怪的现象了。我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我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从宏观数据上既然解释不通，那它这里头肯定有一些微观的因素在后面，微观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就得你自己去找。

然后，研究FDI方面的课题，从来都是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进行。我的研究完全是从中国企业出发。我当时怎么产生这种灵感？就是因为我可能比刚才说的那些中国官员更接触实际。我在上海、浙江、广东、江苏跑了很多企业，唯一可能我想到了别人没有想到，是别人在研究FDI的时候找外国公司，而我想自己应该找一个中方的合资公司，听听他们的意见。两边都谈了之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双方好像描述的是两个国家，虽然它们在同一个城市做同一个项目。

我的方法就是，从宏观数据分析，然后到微观方面去找出答案。微观都是实地调查。那时我还在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搞案例研究是很厉害的。

研究结论出来以后，也听到了一些看法。一种观点是，我提出FDI发生是因为中国本身的金融制度出现问题，他们认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结论。但是没有惊人结论，为什么没有人把它说出来？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必须要实验作为支撑，社会科学并不需要有特别多的数据，它在于什么？就在于很多人甚至很简单的东西都没有看出来，但被一个社会科学家看出来了，那就是这个人的贡献。在美国社会科学都是这样，说出来以后大家会觉得这里头很有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说不出来。

“特色”不足恃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明显，在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差异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它危机四伏，是“泥足巨人”；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是全球的“模范生”。你的观点是什么？

黄亚生：我可能更倾向于强调危机，但我可能不认为它是“危机四伏”这样极端。

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优势认识清楚，中国可以说具备经济起飞的各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它的教育水平，社会的基本面还是文化——后来也有人讨论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老跟别人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上成功达到或者是超过西方国家水平的经济体都在东亚：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如果从文化上讲，它也可以作为东亚国家，尽管从地理上它是东南亚国家。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很说明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具备经济起飞的良好基础——你可以说是它的地理位置，也可以说文化，或者是气候，谁知道，也许是吃大米呢。

此外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自我演化机制。并不是说需要圆满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需要第一天就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制度，只要它能给自己时间去调整和自我完善就可以。比如韩国最初是军事政权，但是在它的体制里，没有完全把自我产生出的改善力量消灭掉。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它也在进行制度的演化。

回到初始的话题，中国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不成功的因素要比成功的因素少，但是不成功的因素却是关键的。比如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各方面都很相似，甚至都吃辣菜。而且朝鲜和韩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朝鲜是更富有的一方，它有矿产，有工业。朝鲜的工业化程度要远远高于韩国。但是今天的韩国和朝鲜相比，差异就很大。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制度。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区别。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但政治制度也很重要——对一个国家能不能经济起飞，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你有很多很好的经济起飞的条件，但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自我改善的制度作为基础，也不见得就能经济起飞。

接下来要讲为什么我对中国比较悲观。中国现在碰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其实这些“特色”我们在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拉美化在国内曾经讨论比较多，但大家主要看的是收入分配方面。在我看来，收入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在收入分配上之所以拉美化，是因为中国经济模式拉美化，而不是社会模式的拉美化。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讲，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是在中国的储蓄中，主要的储蓄是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周小川曾经讲过，中国的银行储蓄中最大一块是居民储蓄，第二大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比较少，但是政府储蓄增长率非常高，企业储蓄增长率也相当高，反倒是居民储蓄没什么增长。这跟我的研究完全一致。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政府储蓄率增加，公司储蓄率增加，居民储蓄率没有增加，在巴西我们都看到了，巴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全是一样的；外资挤出内资，巴西七十年代就是这样；圈地运动，巴西是这样，它叫做人为工业化，就是把农民赶走，然后用政府的权力来建城市，那时还没有什么工业开发区或者特区，这些都是后来的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有二十年的时间，巴西的经济飞速发展，如果用GDP衡量的话。但接下来是二十年的经济停止发展阶段，危机四伏。我们现在来比较中国和巴西的情况：收入分配上相似，储蓄率情况相似，城市化的情况相似，政治上也都是一个执政党，中国跟巴西当时所处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并不是一对一的相似，比如全球化之类，但有些差别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差别，而是时代和时代的差别。

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来看，中国在我看来隐藏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中国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在其他国家都有，并且都是失败的。我很难想象，就好像癌症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但是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让他兴旺发达起来。所以，我对中国还是有很多担忧的。

我最近的这本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落笔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11月份，最后一章我已经讲到，当时中国的GDP是11%，虽然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那时候，有一种观点叫脱钩论，我从来不相信脱钩论。在GDP增长达到11%的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经济比较担忧。到了2009年的8月，有了半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是不是我就应该表示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显然不可能。在美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很大的时候我就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心，现在，美国的居民储蓄已经从2005年相当于GDP的负的5%，变成正的7%，美国经济盘子这么大，一个12%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很多产品不可能再去指望美国人消费。

很多人说，你讲了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还是好好的?中国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外需，而且这种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牺牲了国内的内需，主要是消费的内需，也就是居民消费。它为什么还能发展？这取决于美国人完全失去了理性，取决于美国的“疯狂”。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刚才我讲到的数据表明，美国人的行为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只增加供给，而不去实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以促进消费内需，转变成消费型的经济，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过剩、泡沫破灭。任何政府都不能强迫老百姓消费。所以我对中国以后一年、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忧。一两年内，即使美国的GDP增长恢复了，消费也不会恢复。

经济观察报：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恐惧会不会达到刺激消费的效果？

黄亚生：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头有一个隐含的观点，就是中国老百姓自愿选择不消费，其实他兜里钱多的不得了，存在银行里的钱多的不得了。所以我可以用通货膨胀的恐惧——从负面来讲就是通货膨胀的恐惧，正面上来讲是搞社保，来降低人民自愿储蓄的积极性。在我看来这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我需要去看数据，我的数据来源是政府自己做的中国城乡居民收支调查。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数据库，一直分析这个数据，我写上一本书时候从1980年代开始看，最近一直看到2008年和2009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我很仔细地去看，就想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百姓，他手里到底有多少存款？

要是从有关部门公布的居民储蓄来看，那多的不得了，而且每年增加非常快。但是在做城乡居民收支调查时，其中有一个问题，不是问你有多少存款，而是问你的利息收入是多少。这样根据利率你可以算出存款。我现在算出来的数据表明，如果有关部门公布的典型居民储蓄是100块的话，我用居民收支调查的数据测算出来的是40块。

也就是说典型的老百姓，他的存款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数字本身不真实；但如果这一百块钱是真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巴西话题了，那就是收入不均。因为参与城乡居民收支调查的都是典型的家庭，高收入的人群往往被漏掉。也许中国10%到15%的家庭控制着中国50％到60％的存款。回到我们讲的促进消费。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中国肯定也是这样，从来都是富人储蓄，穷人消费。如果说典型的中国居民手里并没有那么多钱的话，再去使他恐惧，再去搞社保，对他作用并不是那么大；对富人来讲，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一旦富人认为他的资金要贬值，他会把钱转移到国外去，造成资本外逃。

如果一般的老百姓手里掌握了很多的钱，那这个策略是能够成功的;如果富人掌握了大部分钱的话，这个策略就非常危险。中国的脆弱性就在这个地方。过去大家均贫富，那没什么关系，1988年时出现抢购，大家觉得有通货膨胀就去买盐、买米；现在的有钱人绝对不会因为通货膨胀就去买彩电放家里，他肯定要到纽约买房子。如果这时候中国60%居民储蓄里有50%——相当于中国居民总储蓄的30%逃到国外去，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现在而言，居民消费指数并没有上升，也就是说居民消费没有上去，但是资产消费上去了，从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可以看出。一般来讲，比较有钱的人才去做资产消费，比较穷的人才去做产品消费。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预期，会有资产通货膨胀，那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资本外逃；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泡沫捅破，如其不然，则泡沫崩盘的一系列后果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的政策执行者，第一要防止泡沫的形成，第二泡沫刚刚形成时要捅破它，我没见到一个政府是要故意把泡沫吹起来。这是我想象不到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GDP的增长不重要吗？

黄亚生：这也特别有意思。现在奥巴马讲话从来不提GDP，他提的是就业。西方制度中有一个非常关键之处是让中央银行保持独立，从制度上就不让它去追求就业；而政府所有其他部门都在追求就业。客观来讲，要想提高一个社会的稳定性和政治的稳定性，也应该追求就业，而不是追求GDP增长。GDP增长和就业之间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但你可以选择追求带来就业机会的GDP增长，也可以追求没有就业的GDP增长。中国更多的是没有就业增长的GDP增长。我也仔细去看过数据，官方测算的就业率很高，但是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2005年，平均退休年龄减少了一岁多——退休就不算失业了。中国的退休年龄很低，比别的国家早十年，测算出的失业率自然随之降低了。

关于国情论

经济观察报：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所达到的成就？

黄亚生：如果看盈利水平，在国外有人进行过测算，要从它的资本回报率等标准来看，它还是不如私有企业。然后我们来解释国有企业为什么有利润——它有优先选择项目的权利，好的东西都给它，先让它上市，资金紧缺的话，先保证它的供应。政策赋予国有企业的条件非常丰厚，这种情况下谁能跟它们竞争？我并不觉得国有企业有什么真正的改善。国有体制最成功的国家是新加坡，即使是新加坡，也有人做过测算，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也不如私有企业。

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重组我非常有意见。我以为，当时政府应该把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非盈利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对社会的承诺和义务承担下来，不要让那么多工人失业。如果我们算这笔账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储蓄率高和中国居民不消费，很可能跟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国企重组有关系。中国居民受过这种创伤以后就变得非常谨慎。

另外，如果不是这样，可能会减少一些社会的动荡，减少一些收入不均，因为你保护了那些最弱小的、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的、差不多到退休年龄的工人。

然后，国企重组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国营企业虽然整体盘子很大，但它们仍很分散。这就给民营企业造成了政策上的空间。但是当你面前是一个非常强大、很抱团，而且说话很强硬的一个集团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如果中国将来有一天经济出现了问题，历史学家重新去研究这段历史的话，可能就会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长话短说，对国营垄断企业创造的盈利，我是一点也没有信心的。

经济观察报：无论它们用了多么大的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公司——比如到海外上市，比如进行内部改造，经理人都去读商学院？

黄亚生：那会起一些边际上的作用，就是使这些国营企业西装穿得更好。

但是，任何一个研究经济的人，或者不需要研究，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企业有没有竞争能力，必须在竞争环境里才能做这个判定。一个运动员必须经过比赛我们才知道他是第一还是第二名。现在没有比赛。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都是同一家。

经济观察报：你不赞成 “国情论”？

黄亚生：我知道中国很多人都说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不是别人走过的路就不能或不应走？哈佛大学有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一种理论叫后发者的优势。后发者为什么会有优势？因为它可以少走冤枉路。班里有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已经证明非常有效，你何必要一定不那样做？

还有人说，市场经济道路西方走了四百年，我们起码也得走四百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人类拿到第一台计算机用了两百万年，第二个人拿计算机学习两个月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再等两百万年，再去拿第二个计算机？

我也不是说市场制度一夜就能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好像我学游泳，不是说学一次就能学会，但至少应该让我去学。如果学都不让你学，当然就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

还有一个观点也是非常奇怪的：中国不应更民主，因为国民素质不高。这种结论本身我觉得是没有数据支持的。且先不说这点，如果你觉得是因为国民教育程度不高，你应该投资教育，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给他免费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应该收他这么多学费。你可以采取其他很多的措施，如果你认为民主是应该追求的目标的话。如果你认为我们中国国民素质不行，那你就应该提高国民素质，而不应该说不该更民主。

阿玛蒂亚·森有一本书 《好争辩的印度人》。中国人不好争辩，在我看来文化可能是20%的原因，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好争辩；另外80%的原因是制度原因，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

从1980年代看过来

经济观察报：从纯粹经济角度的比较，哪个年代更符合你所认为的开放呢？

黄亚生：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首歌，说天安门广场可能马上就变成个体户摆摊的地方了，那是以贬义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小型企业发达，创业气氛好。也并不是说当时的政策怎么自由，法律怎么自由，而是政府开放，没有强力执行。198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自下而上推动的。

第二，当时农村经济非常自由。在给农民提供金融支持方面也做得不错。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论文。当时中国金融体制的覆盖面能达到这种程度：70％的农户能够获得贷款，而1990年代只有30％。另外，我们的统计研究表明，在1980年代的时候，农户获得贷款跟农户的政治地位，比如是不是党员，是不是村干部没有多大关系。另外在1980年代，是哪些农户更容易获得贷款呢？是那些要去经营，要做非农业小买卖的。而在1990年代开始，一般农户要是搞非农业，获得贷款的渠道并不多。

经济观察报：那么后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乎你的意料吗？

黄亚生：如果说经济增长，一般人马上就理解成GDP增长；但如果用居民收入增速而不是GDP来衡量，1980年代是最好的。即使是用GDP来衡量，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人均GDP增长的速度也没有超过1980年代。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计划生育。影响人均GDP的一个因素是人口出生率，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在1990年代人口出生率变得很低。所以，1990年代人均GDP的增长，有一部分跟经济增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在我看来，本来应该是1980年代的中国央行行长因为小额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中国的小额贷款在1980年代相当发达，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而且这些小额贷款还带来经济奇迹，带来了乡镇企业。但是它在1990年代中断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从1993年开始受到大规模的限制，到1998年全部停止。农村信用社在1988年时已经开始搞民主选举，社员选举他们自己的经理。1990年代全部取消这些改革措施，而且把网点从1985年大概四十多万家，减少到1998年的九万多家。我认为这在农村金融方面是一个大的倒退。

现在很多的经济问题也跟当初这个决策有关。比如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的降低，比如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很多农民可以在本地创业，但他创业必须获得资金。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家，本来都是农民。如果不能创业的话，他这时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贡献自己的劳动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产阶级，现在变成无产阶级。打工的话，只能到沿海地区来，到广东。全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广东，广东的劳动力市场平白无故增加了一亿人，但工资却不可能增长这么快。这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2005年时出现农工荒。政府实行农业减税政策，对农业进行一定补贴之后，务农的回报有所增加，劳动力流出的速度马上减少。这说明当1990年代很多人在广东打工时，大家接受的工资水平是自己非常不情愿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假设我是一个广东的企业家，本来土地价格上涨、劳力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我应该去发展新的技术，但是到了1990年代，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很难拿到银行贷款，却能得到很多劳动力资源，这时候金融成本变得无限高，劳动成本变得无限低，我肯定愿意做一些最简单的、劳动密集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三十年前在做鞋做袜，现在还在做。全世界都看不到这种情况。

1980年代之后的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会非常深远，而且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

经济观察报：对经济政策的现状你怎么看？

黄亚生：很多中国人将中国的四万亿跟奥巴马的救市相比。奥巴马有救市和救企业行为，但在另外一方面，他是要对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制度改革。他是要改变旧的体制，而不是去加强这些体制。

中国国内的学者在讲到罗斯福新政时，总是强调罗斯福修路。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在解释美国时，总是用中国的方式去解释美国。比如中国政府愿意去修路，就解释罗斯福也去修路，实际上罗斯福当时除了修路之外还有很多工作，美国现在的很多制度，比如社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银行风险控制制度，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新政里有一部分是政府花钱修路，但更重要的是改革。

我为什么现在变得比较悲观？本来我觉得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中国会去反思，为什么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这么依赖于出口？得出来一个结论会是为什么我们内需这么弱？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如GDP增长那么快？但从过去六个月来看来的话，并没有特别多引出这方面的讨论，反而使很多人得出个中国是“救世主”的结论，并认为已证明了“中国模式”的胜利。

 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9/09/07/150318.shtml

片子不错，值得看。。。个十来遍。    完~

（我欣喜地发现，我再一次成功地把“不了了之”四字的涵义诠释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美剧中常听到的"A Whole New Level"）。 ） 

一回来就跟着办公室打包装箱搬家，竟然。。。安排搬到四唯路建筑院大楼

不知道他当年是坐在几楼几室